当地时间2月9日，意大利利维尼奥的雪道上，谷爱凌在决赛首轮完成了一套包含540上杆的高难度动作，获得86.58分，一度占据榜首。 随后两轮，她在第一个道具区接连出现失误，最终以0.38分之差不敌瑞士卫冕冠军玛蒂尔德·格雷莫德。 赛后，谷爱凌表示这是她“做过最好的一趟坡面障碍技巧滑行”，并为能与对手共同呈现历史性的高水平对决感到骄傲。 但让无数中国观众和媒体感到意外的，是颁奖典礼广播里清晰喊出的“中国运动员谷爱凌”，以及外媒报道口径的集体转变。

瑞士《一瞥报》在相关报道中直接使用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的表述。 国际雪联的官方赛事报道也遵循了这一称谓。这与2021年北京冬奥会前后，外媒普遍采用“华裔滑雪明星”、“中美混血选手”等强调其跨文化背景的称呼截然不同。 过去，这种模糊性曾让谷爱凌的公众形象游走在两个国家之间，既被部分国内网友视为“自己人”，也因长期在海外训练生活而承受“是否真心归属”的质疑。 如今，权威国际体育媒体的一致改口，被视为对其代表中国参赛身份的正式确认和背书。

谷爱凌的身份争议始于2019年她宣布加入中国国籍并代表中国征战国际赛场。 2021年北京冬奥会，她一举夺得两金一银，达到声望顶峰，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国籍归属、商业动机和文化认同的激烈讨论。 尤其在她赛后返回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学业，并频繁出席海外商业活动后，“回国捞金”、“双面人”等指责声一度甚嚣尘上。 尽管中国奥委会和相关国际组织早已确认其参赛资格合规，但民间舆论场的裂痕始终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几年前的一次公开评价，在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期间被频繁提及。邓亚萍曾表示，她“特别喜欢这个姑娘”，认为谷爱凌阳光自信，是年轻一代的榜样。 她更指出，谷爱凌的“格局很大”，选择代表中国“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骨子里的认同和热爱。邓亚萍结合自身也曾被谣传“叛国”的经历分析道，判断运动员的归属，关键要看其行动而非出身。 如今外媒称呼的转变，被广泛视为对邓亚萍这一判断的强力印证。

行动是谷爱凌回应一切争议的主要方式。 自2019年以来，她代表中国参加了超过40项国际赛事，累计获得超过40枚奖牌，其中包括20个世界杯冠军。 然而，这条奖牌之路布满荆棘。 2025年成为她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年初，她在阿斯本冬季极限运动会训练中遭遇严重事故，导致重度脑震荡、急性脑出血，并伴有休克和癫痫样抽搐。 她的母亲谷燕回忆，当时女儿有几分钟完全没有反应。 随后在备战亚冬会时，她又因过早恢复训练导致锁骨骨折，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二次锁骨骨折。

伤病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剧痛，还有深层的心理恐惧。 谷爱凌在后来的一次专访中哽咽透露，受伤后她第一次重新站上雪板时，在气垫上停留了很久，她害怕的是“再也滑不了了”。 医生甚至曾不确定她能否完全清醒过来。 为了康复，她每天进行长达10小时的高压氧治疗和理疗，并不得不推迟斯坦福大学的学业，将全部精力投入备战米兰冬奥会。 从依靠拐杖行走，到重新站上奥运决赛出发台，她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与赛场拼搏相伴的，是她极高的商业曝光度。早在2021年北京冬奥会前，她的代言费已从早期的约100万美元飙升至180万美元。 冬奥夺金后，业内估算其新代言税后费用可达250万美元左右。 她代言的品牌数量从2019年前的7个，暴增至超过20个，横跨运动装备、奢侈品、汽车、快消品、家居等多个领域，包括安踏、蒙牛、路易威登、蒂芙尼、雅诗兰黛、凯迪拉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这种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一方面证明了其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成为了部分争议的焦点，有人质疑其商业活动是否过于频繁，影响了训练专注度。

对于谷爱凌在米兰冬奥会带伤夺银的表现，中国官方媒体展现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在她摘银后不到24小时内，《人民日报》多次发布相关内容，肯定其“重伤后复出更显珍贵”，强调体育精神超越奖牌颜色，并称赞她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央视体育也制作专题点评，传递出对运动员拼搏过程本身的价值认可。 这种密集、正面的官方舆论定调，与过去某些情况下对未夺金选手的冷漠或批评形成了对比，也被视为中国体育舆论环境趋向成熟和包容的一个缩影。

外媒称呼从“华裔”到“中国”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 它建立在谷爱凌过去五年持续代表中国参赛、并取得一系列顶尖成绩的基础之上。国际体育组织对于运动员代表资格的认定有严格规定，媒体报道通常需要遵循官方注册信息。 这种转变，既是国际体育界对其现有身份的法律事实确认，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在冰雪运动领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当一位运动员的成绩和影响力达到一定高度时，其背后的国家标识也会随之被更清晰、更正式地认知。